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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永远都是利于领袖的。如上文引用过的演说家的断言一样，这类夸张的言论从来没有被强烈地抗议过。为了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演说者可以捏造谎言威胁大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不讨厌恐怖分子，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一起暗中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恐怕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好不了多少。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断言内容多么激烈，也无论声明把威胁渲染得多么可怕，于群体来说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假如有在场的人想反驳这些言论，也会担心被大家当作叛徒或对手的同伙而被攻击。

    如前文所说，在所有集会中最有效的，就是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无一例外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宁愿死的旗号鼓动众人。而在场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这些套话打动，每当听到这些演说词，都会给演说者以热烈掌声，直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出现智力优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这些素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某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促进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非常能宽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因此导致的结果是：理性会大大削弱他的强硬与粗暴，但这恰是建立信徒信念必须之因。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领袖的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结舌，但偏偏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常常自相矛盾，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攻击和辩护中，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没有变得更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想看第二遍。即使和蔼可亲的政治家德穆兰，也不免要扼腕长叹：“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

    极端狭隘的头脑一与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它就会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若有人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无比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而群体是意志最薄弱的生物，他们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主子，他们永远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演说者的声望，根本不取决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无论某个演说者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声望，他同时也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出场，如果他只有论证，即使演讲稿论证充分，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演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开始发言，很是自信。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能使听众感到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在他看来，他引用的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理所当然地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发现的真理。

    但他开口后才发现，大厅里很不安静，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这些噪声令他十分恼怒，却又发作不得。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他们不留意他的发言呢？那些议员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自己私下交流，他们在想些什么？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惶不安的神情，演讲声也小了下去。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无济于事，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会被听众呵斥，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议会群体极度兴奋时，它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什么两样，它的感情同样爱走极端：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议员个人不再是自己，在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后，会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提议。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说明了议会能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被那些与个人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比如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

    在国民公会当权时期的某个著名的夜晚，这些贵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贵族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特权，便会使自己沦为人皆可欺的平民百姓，且与平民不同的是，权贵一旦失去特权，便会遭遇死亡的威胁。但这些贵族却这么做了。他们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但他们很清楚，把同僚送上断头台的自己，明天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实际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实施自己认同的建议，实施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些放弃特权的人物之一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它记下了这种极典型的情况：“我们极力谴责，一项缺乏支持者的决定，在一天前我们还不赞成，居然就通过了。导致这种情况的是提议者的危机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议会上，所有情绪激昂的决定都能看到同样的无意识从众行为。泰纳说：

    批准那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提案，执行那些愚蠢透顶甚至是犯罪的措施——杀害无辜，杀害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右派分子的支持下，左派分子全体一致同意把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分子的支持下，右派分子全部一致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

    在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议会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领导者的决定，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在热烈的赞扬声中登上了权力巅峰，一个杀人成性的政府诞生了。平民派憎恶它，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也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无论平民派还是山岳派，多数派或少数派，竟然一致让使他们自相残杀的人物入主政府。牧月22日，议会成员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登台发言，在最后的15分钟里，这个议会再次同意了放弃特权，把自己交给刽子手的提案。

    这个天昏地暗的场面，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了群体特征。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

    斯布勒尔先生有一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这是一位执着地信仰民主主义的议员。他的著作很好地描述了群体感情夸张这一特点，极端多变性使群体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我把这段十分有代表性的文字转述如下。

    因为内部分裂，共和派成员之间相互嫉妒和猜疑；因为盲信，因为实施愿望不择手段，共和派坠入了地狱。

    其信念有多质朴、天真，人们就有多怀疑它。这群人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其行为恐怖得令人发指，其幻想可笑得如天方夜谭。在这些方面，乡巴佬和孩子都比他们强。他们十分冷酷，也同样十分缺乏耐心；他们非常残暴，也同样非常温顺。这是性格不成熟的状态，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即既会因为恐惧而胆小如鼠，也会因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他们从不考虑原因和后果，更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极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的情绪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这样一个团体能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家，他们安静地在书房里拟定草稿，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法律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无法影响他，他却可以影响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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