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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4）群体采取的宗教信仰形式

    我们已经证明，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对于观念，群体不是全盘接受，就是完全拒绝；对群体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他们的理解力，并且使情绪倾向立刻变成行动。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他们就会为自己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由于群体只会产生狂暴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如果群体心生厌恶，几乎会立刻变为仇恨。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有同样的感情和古怪的形式——没有比宗教感情更好的称呼了，这就是偶像崇拜。

    这种感情十分简单，生命对某种力量的畏惧，使得信徒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的信条展开讨论，他们有着传播偶像信条的强烈愿望，把不接受这些信条的任何人都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涉及的无论是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具木雕、石像，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具有上述特点，便成为一种宗教感情。

    路易十五时期，圣格美伯爵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夸耀自己活了2000多年，无数人相信了他的鬼话。他当时约70岁，但看起来只有40多岁，气色非常好。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当被问到他与古代圣贤交往的状况时，他对答如流，没有任何破绽。能够随意进出社交明星庞帕德夫人化妆间的只有圣格美伯爵一个人。夫人很喜欢与他聊天，伯爵在她面前表现得很谦虚，但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众开始迷信一个人，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

    巴黎到处都在流传这位伯爵的传奇故事。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雇用了一位喜剧演员，让他扮成圣格美伯爵的模样，站到大街上去吹牛。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说自己曾经与救世主共进晚餐，而且把酒变成了水；他和耶稣是亲密好友，耶稣经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荡，否则晚景凄凉。这位假伯爵惊讶地发现，民众简直什么都相信，甚至连如此亵渎神灵的昏话也毫不怀疑。

    如果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那还算不上虔诚的信徒，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无条件地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

    偏执与妄想是宗教感情的必然伴侣。凡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表现。17世纪初，德国“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术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能够包治百病，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毁成粉末。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有神保佑，能够获得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能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能腾云驾雾，一日千里，还能够打败恶魔、治疗百病。

    这种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传染，使他们变得狂热，最终演变成偏执的宗教狂。

    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骨子里和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他们残暴的激情也有着同样的来源。

    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狂热的宣传等是宗教感情固有的特点，群体的信念也如此，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带着宗教的形式。被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尊真正的神。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他比任何一尊神得到的崇拜都多，也比任何一尊神都更容易置人于死地。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他们的信徒都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身为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够让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德·库朗热在论述罗马人的杰作中指出，维持着罗马帝国的根本不是武力，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30个军团，却能够让整整一亿人俯首听命。秘诀就是偶像崇拜，神就是皇帝本人！

    他们服从的原因在于，皇帝是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像神一样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在他的疆域之内，即使最小的城镇也有膜拜皇帝的祭坛。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都可以看到新宗教的兴起，它的神就是皇帝本人。在基督教以前的许多年里，整个高卢地区都建起了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相似的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

    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罗马帝国的60多个城市里，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为了维持这种机制，每个城市还专门选举出一名大祭司，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显然不能把这一切归因于畏惧和奴性，不可能整个民族全是奴隶，尤其不可能是长达3个世纪的奴隶。崇拜君主的并不是那些廷臣，而是罗马，不仅仅是罗马，还有高卢地区、西班牙、希腊和亚洲。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如今，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追随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信徒对他们的崇拜行为，和以前他们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群众首先需要一个上帝！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因为群众需要宗教。

    不要认为偶像崇拜只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理性从来没有战胜过感情。大众长期被奴役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

    研究过大众运动的人都知道，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大众的宗教本能是多么容易复活。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能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他成了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能英雄，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临阵怯场，不敢发动政变的话，以他传奇的名望，定能在历史的伟人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

    群众需要宗教这一论点已是老生常谈，任何想在群众中扎根的政治、神学或社会信条，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即使要群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得表现出宗教情感中特有的偏执，只有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服从，才可能被群体接受。

    实证主义者这个小宗派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而突然觉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

    说到底，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没有丝毫变化，变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对象。

    除非我们研究群体信念长期采取宗教形式，否则便不可能理解那些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研究，更需要着眼于心理学，而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史学家泰纳只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他看不到某些事件的起源。他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但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他不是总能找出大革命的起因。历史大革命中的血腥、混乱和残忍让他惊恐，但他不能看出那些伟大戏剧英雄的背后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有一群人对自己的本能毫不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泰纳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建立起来导致的，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将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斩草除根。

    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年到1498年15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10人之众。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就不会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上文所述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法制造出这些事件来。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罢了。当史学家告诉我们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时，他对群体心理的理解表现得和君王一样无知。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来贯彻。在这些事件的深处，我们找到的绝不是统治者的权力，而是群体灵魂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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