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都带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及性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的人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于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罗马皇帝提比略、中国元朝皇帝成吉思汗和法兰西皇帝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推翻一个暴君可以秘密策划政变，但要反对牢固的信念，我们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上论证，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阐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础的表面，还会不断有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寿命都不长，一些意见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较重要的，也难以延续百年。这些意见的变化总是受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等，但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集权制法国，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样的名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为了给那些意见起名称，还是为了欺骗大众，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搬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权标、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背景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来。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大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事情就是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激进，意图发动革命，后来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人民群众的观念反复无常，他们的统治者也同样摇摆不定。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臣服于拿破仑，成为他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70多年里，大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次被法国侵略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记者，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及性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大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了解，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传媒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大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云烟。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