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就在不久前，政府的措施、少数记者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记者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大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大众冲动的支配，而大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大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俯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大众的意见及其不断地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大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大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大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过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一些人名，如恺撒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或法国的拿破仑大帝，在提到时也万万不可不予以猛烈的痛斥。连在法兰西的“索邦”（今巴黎大学）的人，也大多以这种幼稚方式理解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官方任命的历史教授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证明了在法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缺乏批判精神。《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历史上的一件登峰造极的事，它开创了世界史的新纪元。而罗伯斯庇尔，他的独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说服力和道德威信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力。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短得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大众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大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大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大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 第(3/3)页